立国规模：回应百年求索
历史是不能被割裂的，这是因为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之上持续向前迈进的。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有时候还需要去面对前代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并非所有的世代都能够妥善地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然而历史要实现进步，就必然总会有人去解决这些问题。七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以“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重要纲领，其立国规模十分宏大，这是因为新政权需要回应中国人的百年求索，还要解决百年间粉墨登场的各路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工业发展关乎经济，也涉及政治。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前去觐见乾隆帝，结果遭遇挫折，原因是乾隆认为“天朝”应有尽有，所以拒绝扩大贸易。实际上，从农业经济的循环角度来讲，乾隆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生丝和茶叶依旧大量出口，从英国流向中国的白银持续增多，倘若仅秉持短期市场理性，中国便不存在发展现代工业的经济动机。
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打下了帝都，西方的坚船利炮真正引起了中国少数精英的重视，中国的工业化从造枪炮、造轮船起步，洋务派大臣创立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军工企业，直到后来才发展到用机器纺纱织布。
福州船政局在1867年开始建造，一直持续到1871年仍在建设中（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所以，中国工业化的开端并非经济性的，而是政治与军事性的，这为中国工业发展定下了一个宿命般的基调。中国从天朝上国跌入万国之一国，处于拥有优势军事力量的列强环伺之下，中国要想作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文明继续存在，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发展出足以自卫的军事力量，而这种军事力量的基础是现代工业。所以，发展工业是为了谋求富强，这成为了近代中国的重要主题，它能够与旧王朝时代的天命相比较 。
这份使命太过沉重，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承担。直至如今，地球上真正达成工业化的国家以及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严格来讲数量依旧不多。工业发展本就困难，更不用说系统化的工业化了。洋务派于上海、福州制造轮船，朝廷财政负担极为沉重，有大学士上奏请求叫停，原因是所造的船比不上购买的船，不仅耗费钱财，还会引发列强猜疑，破坏中外和平的良好局面 。这一关于是否要造轮船的争议被引发了，由此引出了李鸿章所说的那句话，那句话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人们对这句话十分熟悉。
从根本上来说，工业革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对这种变化，唯有发展工业来使自己强大。可是，清廷没能处理好这个问题。辛亥革命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内部有军阀混战，外部有日寇侵略，即便北京政府有发展实业的提议，即便南京政府有兴办工业的规划，也常常力不从心。
的确，晚清以后，中国涌现出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等一批杰出的企业家，范旭东开办的化工企业在市场上甚至能与列强的跨国企业一较高下，然而，一直到1931年，中国最为主要的现代工业部门依旧是纺织业、食品业，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已然掀起第一轮重化工业化 。1933年到1935年期间，整个中国大学工科毕业的学生只有3350人，1934年时，日本光机械、造船以及车辆专业的大学、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有3648人。产业的需求规模决定了人才数量的多少，人才数量的多少又决定了产业能够扩张的程度。中日两国工业基础进行对比，为“九一八”和“七七”的战火埋下了伏笔。
如此这般追溯历史好像离题甚远，然而，要是没有纵深的眼光，就无法看清新中国工业的前三十年。新中国刚创建时，在短暂恢复之后，所采取的工业发展模式能用3个关键词概括，分别是：重工业优先，计划经济，国营企业。
这个模式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然而要是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那就得追问为何会采用这种模式，答案十分简单，重工业是军事力量的根基，在历经近百年的列强侵略、十四年的抗日浴血奋战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了保障国家生存的命脉，况且在作出这个决策时，朝鲜半岛又爆发了战争 。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且不说发展重工业在经济学方面不存在比较优势，即便发展工业也不一定是契合市场理性的抉择。处于这样的形势下，借助计划体制，将资源强行引入工业部门，并且依靠国家能够有效掌控的国营企业来运用资源，便成为尽快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可行办法了。新中国工业前三十年形成了这样的模式，该模式存在诸多弊病，不过它是为了回应此前中国人近百年对富强的探索追求，解决前代人遗留的历史问题 。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曾于报纸上发表文章，批驳那些觉得中国不应发展工业的老学究，恽代英有个亲戚叫恽震，恽震是个工科生，喜欢写诗，且也怀揣着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的理想。后来，恽震加入了国民党组建的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以发展重工业为宗旨，其领导人觉得发展重工业要学习苏联，采用计划手段，依靠国营企业 。
资源委员会开办了一批厂矿，这些厂矿涵盖机械、钢铁、电力、煤炭、石油等领域，其中，恽震负责筹建中央电工器材厂，该厂在昆明、重庆、上海、南京、湘潭等地设有一批分厂。新中国成立之际，恽震选择留在大陆，目睹了另一个政党怎样运用计划手段，依靠国营企业来发展重工业。他创办了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分厂，这家分厂后来成为湘潭电机厂，湘潭电机厂再后来成为湘电集团，湘电集团生产的大型电动轮矿用自卸车，出口到了澳大利亚的矿山。
共产党人恽代英与国民党人恽震，均意识到工业化乃是中国的前途所在，这极具象征意义。然而，1936年恽震刚在湘潭奠定中央电工器材厂总厂的厂基，一年后便不得不迁往昆明等地，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再度搬回。倘若没有一个稳定且安全的国家，恽震等人的工业梦是难以实现的。
自力更生：丰富的内涵
新中国工业前三十年，有一个重要关键词是“自力更生”。后四十年到了21世纪后，有个重要关键词是“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两者都包含靠自己力量奋斗的意思。并且接续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自力更生常常被误解，最严重的错误便是将这四个字等同于“闭关锁国”，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自力更生有着丰富的内涵。
新中国在工业领域向来是两条腿走路，自力更生和对外学习同时进行互不冲突。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极为少见的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这其中不少门类是从外部引进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引进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工程，苏联协助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为中国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要是中国领导人采取封闭自守的态度，那就不可能引进如此大规模的工业项目 。
苏联专家妮娜·波尔达芙车瓦对大连铁路分厂的工作进行指导，图片来源于维基百科 。
然而，中国工业受制于地缘政治环境的宿命，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出现。不管原因是什么，中国长期面临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压力是事实。北边的超级大国在边境陈兵，虎视眈眈。南边有另一个超级大国直接在邻国动武，意图不轨。在这种形势下，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又怎能生存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发展工业有着自力更生的文化基因。在革命战争年代，存在红色兵工厂。红色后勤工厂也是在敌军的围堵与封锁中发展起来的。其发展方式是因陋就简。1943年，中共山东省滨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创办了华兴铁工厂，地点在山东省莒南县葫芦沟，目的是实行生产自救，厂房是几间农舍，人员有十几个人，工具只有七八件，业务是修弹花机和纺纱机，作用是从后勤方面支援抗日前线 。
1944年，工厂营业规模扩大，利用武工队拆下的钢轨当作床身，自行制造了简易的手摇车床。新中国成立后，这家工厂迁至徐州，更名为徐州农业机械厂。1954年，徐州农业机械厂着手生产双铧犁。1956年，因上级认为原料紧张，决定停止生产双铧犁，该厂因此陷入困境。但这个基础薄弱的小厂，为求生存，在1957年毅然大胆承接了中央分配的塔式起重机试制任务，派人前往抚顺、哈尔滨，请来师傅传授技术，最终成功实现转型。后来，徐州农业机械厂自然而然地改名为徐州重型机械厂 。
中国共产党有着这样的历史与传统，办的工厂怎会怕封锁？后来，徐州重型机械厂成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组成力量，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如今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 。
另外可以讲的历史是沈鸿的经历，沈鸿原本是上海滩的小老板，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的企业大批内迁，大多迁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国统区，沈鸿却秘密前往延安，他携带的机床和技术工人，成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的种子，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1961年，中央下达命令，要求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等部门安排生产“九大设备”，其中有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3万吨模锻水压机、万吨油压机等，这些都是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所需的基础设备，然而在当时的外交形势下，无法进行引进，只能依靠自己动手制造。沈鸿身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承担了“九大设备”的试制工作。
回顾过去与现在，都是在被封锁的状况下开展生产，都得在简陋的情形下自行想办法，只是制造的产品从小农具转变为大机器了，可是，自力更生的精神并未改变。这便是文化，这便是传承。要制造出大机器，却没有大型且精密的机床，江南造船厂等企业的工人便开动脑筋，利用落后的小机床，通过“以小干大”“以粗干精”的方式，如同蚂蚁啃骨头一般，一点一点进行加工，最终成功造出了大机器。在这群自力更生的工人身上，“工匠精神”得到了极佳的诠释 。
但是，即便处于被封锁状态，只要能引进先进技术，就坚决要引进。出于备战考量，国家开展三线建设，在西南、西北那些远离国境线的山沟沟里兴建了一批企业，以此防范南北方向的夹击。第一汽车厂设在长春，第二汽车厂原本可考虑建在武汉，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改在湖北西部的十堰建设。可以这么讲，有了第二汽车厂之后，距离武当山和神农架不远的十堰才切实开启现代化、城市化建设。
汽车生产需要用到机床，第一汽车厂是由苏联援建的，属于交钥匙工程，机床等设备直接从苏联运到了长春。第二汽车厂依靠自力更生，其设备几乎都是由分布在全国的机床企业自行制造的，机床行业至今对此仍津津乐道，将其称作“二汽战役”。打赢了“二汽战役”，这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够实现自立，也意味着备战有了底气。
不过，第二汽车厂有引进设备，引进设备的数量在当时设备总数中仅占百分之一，然而花的钱却占总投资的十分之一。这些引进设备里，包含1960年代末从资本主义阵营的联邦德国引进的KW自动造型设备。自力更生向来不代表闭关锁国。1972年到1973年期间，中国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花费了43亿美元，这一事件被称为“四三”方案，它能够与“156”项工程相媲美。“四三”方案引进的重点在于化肥和化纤，这么做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提升粮食产量和衣料产量。而这些技术的来源是日本、法国、瑞士、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以及美国。
前三十年的工业发展模式并非固定不变，战略目标在时间的流逝中悄然变化，实施手段同样在时间的流逝中悄然变化。倘若“156”项工程以重工、军工为主，进而打下了一个拥有核力量的独立国防工业的基础，那么，在这个国防工业体系的庇护之下，“四三”方案开始着手解决民生问题了 。
工业发展是建立在知识扩展基础之上的，无论是自己探索出新的技术，还是从外部引进技术，本质都是这样，都需要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上过学的人都清楚，学习必定是自己的事，自己若不真正掌握知识，考试便无法过关。从这个层面来讲，完全没必要纠结于技术的具体来源，关键在于作为学习者的主体能否将外部信息内化为自身能力。自力更生和闭关锁国的区别就在这里，自力更生的文化价值也在这里。
历史转折：断裂与延续的辩证法
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工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经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点不能被抹杀，然而同样不能被否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不进行改革是不行的，不实行开放也是不行的。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经典版本的构想，工厂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原料由国家进行分配，它的产品图纸由国家予以提供，它的产品同样由国家来分配，所以，工厂只需负责生产，不需要进行经营。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诸多方面呈现出缺乏计划的状况，不过整个工业经济大致是依照设计好的规则在运转。
这一体制存在诸多问题，直观来讲，工业经济完整流程被人为割裂，管生产的工业部门与负责分配的商业部门常产生矛盾，在非计划经济里，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本可由企业一体开展。进一步来讲，在经典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下，经济的活力以及驱动力都集中于中央计划者身上，微观层面的工厂是实际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然而却缺乏活力，只能消极地去接受自上而下传达的指令 。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工厂厂长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批判，批判力度很大 ，有的厂长表示，为改善职工生活条件想修新厕所，却要层层申报再层层审批，最后久拖不决 。“三十年一贯制”的嘲讽或自嘲，针对某些骨干企业 ，这些企业建成后一直沿用建厂初期的产品，只做了修修补补，没制造实质性新产品 。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的一则广告，该广告表明宁江机床厂能够供应机床，能按用户需求加工零件，还能承接短期培训。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四川宁江机床厂的广告（图片来自网络）
这则广告在角落里，虽然面积没有豆腐块大，却称得上石破天惊，它首次将生产资料当作商品，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工业管理的一个大禁区，其背后少不了当时工业主管部门与商业主管部门之间的角力，计划经济的堡垒就这样被一点一点攻破了。
宁江机床厂属于三线建设企业，它在1965年从南京机床厂拆分而来，人员和设备一同迁至都江堰并在此建立。广告发布后，宁江机床厂的自动车床一下子收到了3年的订货量，这有力地说明，在之前的体制状况下，供求双方的信息没办法实现有效交流。如今的宁江机床厂称作普什宁江，它属于五粮液集团旗下的装备制造企业，其发展历程是从研发单台精密卧式加工中心开始，之后升级到柔性制造系统，再进一步发展到数字化车间，始终稳扎稳打地不断前进 。
改革是由体制的僵化引发的，开放和人们思想受到的冲击紧密相连。翻开国门刚开始打开时的报告、记录以及事后的回忆文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工业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让不少工业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者感到震惊。
一位化工系统的领导回忆道，他在欧洲看到垃圾堆里丢弃的塑料软管，心中觉得很可惜，然而国内当时却无法制造出来。一位电子系统的管理者回忆说，1979年他前往美国转了一圈，这才了解到什么是工业大生产，什么是科学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有了这种思想冲击，开放国门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中国工业的发展模式于是又一次重构，当然，不得不提及的是，此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安全压力前所未有的减轻，这给新的工业化路子提供了发展空间。
于是，历史出现转折，模式发生断裂。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以轻工业作为主导；从重点建设内地，转变为着重沿海开放；从构建国内经济的自我循环，转变为依靠出口创汇参与国际大分工；最为关键的是，国家意志与工业经济，从紧密结合转变为逐步脱钩，计划经济一步步改革成为市场经济，工厂变为企业，除国企外，其他所有制企业迅速崛起，工业主体走向多元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企的改革、改制成为工业经济领域的主题。
这个转折过程并非顺利无阻，在20世纪最后的日子里，“阵痛”成了高频词汇。1949年以前，工潮频繁发生，一些私营企业为稳定员工队伍，采取“惠工”举措，由企业为工人提供住房、伙食、医疗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借此减轻工人运动的冲击，使生产得以安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国营工业体系具备高福利的特点，这一特点延续了历史趋势，并且被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竞争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低福利因而低成本的工业主体兴起后，老国企若不改革，就只能走向绝路 ，减员增效是企业能想到的最简便的手段 。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下岗”成了中国工业的关键名词之一，与之相伴的，是若干老工业基地出现“塌方”，客观回顾历史，这是无法回避的。新中国工业历经七十年，在数据方面七十年高歌猛进，在内涵方面七十年日新月异，不过其中也包含着一个个个体与家庭的悲欢离合，包含着一个个企业与地区的兴衰起伏。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工业，没有依照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去书写历史。的确，国家渐渐与市场脱离联系，然而国家并没有退出 。
198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成立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决心引进技术来发展十大项目，这些项目包含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包含宝山钢铁总厂第二期工程成套设备，包含超高压交流和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包含三峡水电枢纽工程成套设备等等 。
2013年，“大国重器”一词开始流行，成为中国工业的新名片 。回溯到三十年前，倘若中国政府激进地与经济脱钩，这些重大技术装备恐怕难以发展起来 。通常的情况是，装备制造企业制造出国产装备后，用户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拥有购买或不购买的选择权 。若用户企业不买，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便付诸东流，也无法持续进行生产 。
2013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大型纪录片，该纪录片为高清版本，名为《大国重器》，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诸多案例里，用户企业确实没有购买的意愿。然而，只要国家不退出，起码能够确保安排部分企业试用国产新装备，这便给予了“大国重器”生存的契机。想要远征星辰大海，首先得存活下来。
成立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之际，国务院提出，要适当运用六十年代制造“九大设备”的经验，还要适当运用七十年代采取“聚宝”办法装备第二汽车厂的经验。
自力更生的工业文化，在历史的断裂里得以延续，没有断裂，中国工业就无法新生，有了延续，中国工业便不会解体。解体的案例，只要看看曾经工业体系令人畏惧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转型为资源出口国，就能明白这绝非难事。亚当·斯密认为制造业发展是“反自然”的，维持工业经济不容易，去工业化很简单，重建工业体系则很困难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中国工业的发展情况较为复杂，既有断裂之处，又有延续的部分，无论其中有多少是出于偶然因素，有多少是源于精心设计，那数据高进的凯歌就是如此谱写而成的 。
何谓大国：生态多样性
古典历史学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喜爱撰写晚近的历史，甚至是亲身经历过的历史，这或许是由于古典史家大多是行动中的人，历史经验是治国智慧的一部分 。然而历史学职业化以后，职业历史学家大多远离当代史，如此在学术上会更加安全 。毕竟，当代史仍在变动之中，难以准确判断，并且职业历史学家的作品只需面向同行就行，与现实可以没有关联 。
然而，要是谈及中国工业史，职业历史学家的各类规范会遭遇极大限制。坦白讲，中国工业史历经七十年乃至一百五十余年，最振奋人心的变革都在21世纪之后出现，可历史学家对于研究以及书写这段历史，明显准备不充分。这也许能当作本文仓促收尾的一个托词。
如果对今天中国工业的特点进行简要概括，官方给出的定论是“大而不强”，“由大变强”是一个目标，也是广大工业人正在努力达成的事情。“大”意味着中国工业体量大，规模大，门类齐全。这一点非常重要，毕竟中国是大国，大国的工业体系必须“大”，并且要具备生态多样性。
生态多样性，是中国工业自然演化形成的特点，是中国工业真正的优势所在。在这个国家，能看到发展5G技术的科幻般工业企业，能看到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作坊式企业。不同世代的工业革命叠加，应对一系列需求，从国防安全到提高生产率，再到税收和就业 。
这些需求并非一直保持一致，不同的需求对应不同的逻辑，且需要不同性质的企业来承担。浙江台州的杰克缝纫机是一家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民营企业，它在细分领域取得了全球份额第一的成绩，还请十堰的东风设备打造了自动化生产线，使得车间工人数量从两三百人减少至9个人。十堰的第二汽车厂改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后，其以前为自身制造装备的分厂就变成了东风设备 。三线建设、民营企业、全球化、国产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这些反差强烈的词汇穿透时空，它们共同织成了一幅瑰丽的工业图景 。
1895年，状元张謇于南通创办大生纱厂，自此开启他的实业救国之路。2015年，大生集团打造数字化车间，踏上无人化纺纱之路。张謇办厂意在应对日本人的经济侵略，然而就在南通，中日合资的中远川崎乃是当前中国船舶工业智能制造的领先企业 。
在江苏无锡，近代实业大王荣氏兄弟所创建企业的原址，如今变成了让文艺青年流连忘返的工业遗产，在离老城区路途遥远的新园区，有一家名为航亚的企业，其成立不过数年，却已成为GE、罗罗等国际巨头的航空发动机叶片供应商。
大连机床集团位于辽宁大连，其规模曾一度排进全球前十，最终却因规模扩张过度而轰然倒地，成为“东北塌陷”的又一新例证 。
但同样是在大连，同样身为民营企业，大连光洋制造的高档数控机床为“东风快递”的生产商提供产品。大连光洋原本是从事工控设备生产的企业，想要从日本购买高档数控机床，然而日本政府拒绝售卖，于是该企业下定决心自己研发数控系统。系统研发出来后却无人问津，便自己制造机床。机床制造出来后，依旧没有市场，但通过国家项目安排了企业进行试用，试用效果不错，借此打开了销路。
有人说国企不行，然而济南二机床将大型冲压线卖给了美国汽车厂，并且还保留着传统国企的高福利体系，以此激励员工奋斗。在中国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某个不知名的镇子或者一批不知名的民营企业，有可能承包了全球某种小商品的生产。这便是工业大国，这就是中国工业生态体系的多样性。
中国工业生态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由国家和市场这两种力量塑造而成的，或许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佳诠释 。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工业受地缘政治宿命的影响 ，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来看 ，这种影响仍然很清晰 ，只是 ，对于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而言 ，其安全形势与1860年和1960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
但是，存在不进入市场循环的军事工业，这种军事工业是需要国家给予支撑的 。在中国工业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进程里 ，出现过几次大的军工发展低潮 ，其中包括晚清时期的停造轮船争议 ，还有1980年代末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这种情况 ，这些都和国家财力难以对军工体系进行有效支持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又表明，军事工业和民生工业本就是一个整体，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同时前者也要依靠国家从后者获取的收入来维持，这体现了工业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性 。
然而，这种多样性主要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竞争，除了那些只能依靠国家扶持的产业和企业，在市场这个大舞台上，是竞争激励着不同的工业主体各展其能，它们争奇斗艳，不断创新，探索出最适合自身的生存之道，进而夯实整个国家的工业根基 。
在市场的试错性探索过程中，新的技术得以破土而出，新的企业得以破土而出，新的行业乃至新的工业形态也能够破土而出，它们源源不断地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 。所以新中国工业七十年的历史 如同一场经济学的自然实验 检验了各类理论与学说 实验结果在抽象意义上或许是 由国家和市场力量共同保持生态多样性 使不同形态 不同性质的工业企业以最适合自身的方式发展 汉宣帝称“汉家霸王道杂用之” 这是历史的实践智慧 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行文到这里，展望未来，在这个喜庆的日子，希望中国工业继续保持生态多样性，充分借助国家与市场的力量，健康成长，把永不终结的工业革命进行到底。还希望，到下一个七十年的时候，我还能够再次对中国工业进行一番极为分散的回顾，当然，这只是个人一个小小的心愿 。
